记忆中的父亲

想不起小时候究竟有没有叫过“爸爸”，我能记起的会面，是我四五岁到十二三岁的那段日子。或许，那时我曾叫过他“爸爸”？

我记得，跟姥爷去看父亲要走很长、很远的路。最后，在声声喝问与应答之中，我们一直走到那两扇高高大大的铁门前。

与父亲相见的时间并不长，也许只有十来分钟模样。姥爷是个粗人，性子倔，如今，他忍气吞声地替女儿来探监，身后又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，想必也说不出太暖人的话来。所以，往往说不上几分钟，两人便再接不上腔了。

每到这时，父亲才会注意到我们。姥爷呢，也会默默地把我们从木凳上往前一拨，迫我们脸碰桌沿地站了。

我从来记不起父亲对我们说过些什么。倒也记得有几次父亲犹犹豫豫地把手往前伸伸，似要摸摸我们的头。似乎有过那么一两次，立着的孩子见了，故意转过头去看别处，父亲伸过来的手便会迅速地一伸一落。这时，抵桌而立的我，会觉得头顶被一只厚重的巨掌怯生生地按了按，不由得紧张地闭起眼。等我定过神来，抬起眼皮看过去时，只见父亲已收回手臂端坐了。

记得还有那么一两次，父亲见我们也来了，便忙不迭地在衣服口袋里掏了又掏，小心翼翼地擎出一两粒质地极可疑的糖来，动作很大地将糖纸剖开，把糖递到我们面前。我们不敢接。这时，姥爷会长叹一声，把糖接了，塞在我们嘴里。

至少是在我还没有真正品尝到有了这样一位父亲的人生况味之前，父亲对我来说，只是一张摆在妈妈床头的照片，一个地地道道的“远亲”，远得可以忽略他的存在。这个让我定不了位的家庭角色，勾起我童稚时期最恒定也最浓厚的探索欲。我时常趁大人们顾不上盯我的时候，偷偷拉开一个个抽屉，打开一扇扇橱门，搜寻父亲存在过的痕迹。

我最大的收获，当属那十来本相册。成百上千张开始泛黄的照片，向我展示了父亲在不同年纪的模样，以及曾经出现在他生活里的一些人物，一些场景。

照片里的父亲，似乎比我见到的那个他，身材要高大一些，腰背笔直许多，通常身着戎装，表情严肃，一副威风凛凛不苟言笑的模样。就连他与妈妈的合影，也只在嘴角上漾出一丝笑意。

有一两本相册，看似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。人显得很瘦，大多西装革履的。倘是合影，身旁总是些或男或女的外国人，男的大多身着军装，军装的式样，与我从影片里看过的普鲁士军人身上穿的，一模一样；照片的背景，也莫不富有欧陆情调。

照片上更多的，还是与父亲穿着同样军装的国民党军人和他们的眷属。其中，还有傅作义，程潜，张治中等人的大幅半身标准照，照片背面，有他们的亲笔题款。

我还从一些照片的背景中，认出了延安的宝塔山。父亲照例身着笔挺的国民党军军官的服装，身边的人，有穿军装的，也有着便装的。他们中的几个人，日后我无数次地从报刊中从影视中看到过。多年以后，我曾听母亲说起，父亲在抗战时期担任过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官。当时，毛主席曾赠给他一本《论持久战》，还亲笔题写了几句话。解放后，当父亲觉出处境有点“那个”时，曾想用这小册子保一保驾，所以那本小册子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再属于他了。

事隔多年，照片上的许多人和景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已变得极其模糊。而当年，它们为我勾勒了一个“曾经如此”的父亲。